会议认为，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本”等社会文化价值理念的逐步提升，民事主体的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维护自身权利的自觉性日渐提高，特别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各种社会公害逐渐增多，进而增大了人身伤害的危险空间，导致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越来越多，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涌现。当前，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结构和类型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一般侵权损害赔偿案件的比例在下降，而各种特殊侵权案件、新类型侵权案件的比例逐年上升，特别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医疗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物件损害赔偿案件、危险行为损害赔偿案件、环境污染损害赔偿案件等已经成为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主要类型。与此同时，诉讼请求的赔偿数额不断增长，动辄索赔上百万元的案件屡见不鲜，体现了赔偿由低额化向高额化发展的趋向；侵权损害赔偿案件所涉及的民事权利的范围不断扩展，由原来的生命权、健康权等扩展到隐私权、人格尊严权、人身自由权等权利；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诉讼主体呈现多元化，个人责任、自己责任逐步被团体责任、社会责任所取代。此外，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理论价值越来越凸显，体现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审判实践的发展对侵权责任法理论的推动作用。尽管最高人民法院陆续出台了若干关于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司法解释，但仍然无法解决当前审判实务中存在的一些法律适用问题，为此，与会人员对当前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充分讨论，形成比较一致的意见：
（一）关于安全保障义务人补充赔偿责任的裁判方法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的安全保障义务人的补充赔偿责任是第三人介入侵权的情形下发生的。侵权人的直接赔偿责任与义务人的补充赔偿责任既非按份责任，亦非连带责任，更不能适用原因力理论来确定各自的赔偿责任份额。在安全保障义务人没有任何过错的情形下，不能判令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在安全保障义务人具有过错的情形下，应当首先由侵权人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在其过错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赔偿责任后，可以向侵权人追偿。
在具体处理时，侵权人不明确的，可以直接确列安全保障义务人为被告；侵权人明确的，可以确列侵权人和安全保障义务人为共同被告。在侵权人和安全保障义务人作为共同被告的情形下，在判令侵权人承担赔偿责任的同时，还应当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安全保障义务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具体范围或者数额，并注明安全保障义务人享有追偿的权利。
（二）关于医疗损害赔偿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的精神,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后，诉到法院的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参照条例的有关规定办理,因医疗事故以外原因引起的其他医疗赔偿纠纷,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由此造成了医疗损害赔偿案件在法律适用上的“二元化”，但在实践中，与因医疗事故以外原因产生的医疗行为相比，医疗事故无论是在过错上还是在损害结果上，都更为严重。由于适用不同法律的差异，造成赔偿标准的差别比较大，显然对医疗事故的受害人是不公平的，不利于平衡医患之间的利益关系。为妥善解决赔偿标准上的不平衡问题，省法院审判委员会经研究认为，对于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如果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计算的赔偿数额明显低于按照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计算的数额的，可酌情提高赔偿数额，但最高不应超过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所确定的范围和标准。
（三）关于医疗事故的鉴定问题。
由于受到法律适用“二元化”的影响，实务中出现了患者要求医疗过错鉴定，而医疗机构要求医疗事故鉴定的冲突现象。这种情况下，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应当坚持医疗事故鉴定优先的原则，支持医疗机构申请医疗事故鉴定的请求；对于经医疗事故鉴定不构成医疗事故的，可以根据患者的申请，进行医疗过错鉴定。
（四）关于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效力问题。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的行为不是具体行政行为，只是人民法院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的重要证据之一，如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无相反的证据或者足以推翻其结论的理由，交通事故认定书应当成为人民法院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交通事故认定书提出异议的，应当提供相关的证据或者说明理由，并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五）关于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原则问题。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的精神，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主体的确定原则仍以机动车运行支配和机动车运行利益归属为标准，凡是符合其中一个标准的均应当为确定承担赔偿责任的主体，但是否承担连带责任应当区别不同的情形加以判断。
（六）关于机动车买卖未办理过户手续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如何确定赔偿责任主体的问题。
根据《物权法》的规定，机动车买卖未办理登记过户手续的，只要出卖人将标的物交付给买受人，便完成了《物权法》规定的动产物权变动，是否必须办理机动车的登记过户，既非机动车交易双方的强制性义务，亦非机动车所有权转移的标志，在此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的，应当由实际支配机动车辆的买受人承担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责任。
依据《保险法》和国务院行政法规的规定，出卖人将机动车出卖给他人时，应当及时通知承保的保险公司，并办理保险关系的转移手续。据此规定，很多保险公司以投保人未及时通知保险人为抗辩事由拒绝承担交通事故的损害赔偿责任，对此，会议认为，出卖人已经为出卖机动车辆交纳道路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即使没有办理保险关系的过户手续，在保险期限内亦不能免除承保的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限额赔偿责任。
（七）关于机动车挂靠经营情形下发生交通事故如何确定赔偿责任的问题。
机动车挂靠经营的情形比较复杂，但都是法律所禁止的，目前审判实务中对机动车挂靠经营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如何确定被挂靠人的损害赔偿责任存在较大的分歧，各地做法不一，《2005年全省民事审判工作座谈会纪要》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内部批复的精神，规定被挂靠人在收益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这样规定相对比较合理，但实践中不易操作，鉴于挂靠经营的不法性以及实务中的可操作性，对于机动车挂靠经营情形下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原则上由挂靠人与被挂靠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八）关于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适用问题。
道路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属于一种法定险，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交通事故发生后，首先应当由承保的保险公司承担限额赔偿责任，因此，交通事故受害人交通事故直接责任人，保险公司应当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对于保险公司承担的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限额能够区分赔偿项目的，可以在裁判文书中明确加以区分，不能区分的，由保险公司在赔偿限额总额内承担责任。
（九）关于机动车一方自愿参加机动车商业性保险，应当如何处理的问题。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机动车一方在投保道路交通事故强制责任保险的同时，还可以依据《保险法》的规定选择参加商业性保险。对于机动车一方自愿投保的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商业性保险的性质，发生道路交通事故的，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处理。
（十）关于在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
道路交通事故发生后，在道路交通管理部门主持下达成的调解协议，只要内容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可以作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裁判依据。
暂无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