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一）》（2021年1月1日起实施）第二条 招标人和中标人另行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的工程范围、建设工期、工程质量、工程价款等实质性内容，与中标合同不一致，一方当事人请求按照中标合同确定权利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在当事人存在多份施工合同且均无效的情况下，一般应参照符合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并实际履行的合同作为工程价款结算依据；在

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作为一种双务合同，依据合同的本质，合同抗辩的范围仅限于对价义务，也就是说，一方不履行对价义务的，相对方才享有抗辩权。支付工程款义务与开具发票义务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义务，前者是合同的主要义务，后者并非合同的主要义务，二者不具有对等关系。开具发票的义务显然不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主要义务，一方当事人违法该义务并不构成根本违约，另一方当事人不能仅仅因为未及时出具相应发票而主张解除合同。

在承包人对实际施工人身份不持异议情况下，且发包人也知晓实际施工人的情况下，发包人应当在实际施工人认可的情况下与承包人结算。就算发包人与承包人进行了结算，并共同确认所有工程款已结清，若实际施工人通过司法鉴定确认的工程造价高出上述金额的，发包人和承包人该结算确定的工程总造价不能约束实际施工人。发包人仍应在欠付工程款范围内向实际施工人承担付款责任。 案号：（2019）最高法民再295号 审理法院：最高人

本案中，某管委会与承包人在案涉工程招投标程序中违反招标投标法的强制性规定，对中标结果造成实质影响，且不能采取补救措施予以纠正，因此，案涉《EPC总承包合同》无效。承包人在《EPC总承包合同》签订前已入场施工的事实，各方均不否认。案涉项目开始施工时仅有立项文件，无初步设计、无图纸，属于边施工边设计出图的模式，工程总价难以控制。一审法院委托鉴定公司对承包人已完工程造价以及该项目的总工期进行了鉴定，结论

本案中，根据双方在合同中的约定，只有因发包人原因造成的设计变更和工程签证才是可调风险范围，其他调整均属于总承包单位自行承担的风险。发包人作出施工图后根据审图机构提出的意见和专家意见对施工图进行修改、为使设计符合现行规范标准而进行的修改及设计深度不同进行的修改所造成的变更，不属于因发包人原因导致的变更，由此引起的工程量增减属于总承包单位自行承担的风险范围。法院认为：因具体施工措施调整导致的增加屋面楼

最高院认为，从本案建设施工合同的签订和履行的实际情况来看，在涉案建设工程实际竣工之日起算满6个月（现已改成十八个月）的期限（2014年1月11日）届满前，由于合同双方未完成工程决算，对工程总价款及需要支付的余款数额均未确定，承包人A公司客观上尚不便向发包人B公司主张支付剩余工程价款和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原审认为本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点，不应早于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工程价款支付

本案中，发包人公司向承包人公司出具四张共计2800万商业承兑汇票，目的在于支付工程款，但四张汇票到期后，发包人公司并未实际兑付。在双方于2019年9月20日签订的《还款计划书》中亦明确“由于债务人资金回笼困难等原因，未能按期承兑”，由此可以看出，截至目前发包人公司并未偿还此款项，发包人公司并未实际支付该2800万款项。最高院经审查认为，发包人公司支付部分利息，是基于双方之间《商票保贴业务合作协议》

本案中建筑公司与发包公司依法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后案涉工程发生屋面渗漏。屋面渗漏的质量问题不在于原设计而在于建筑公司偷工减料，未按设计要求施工。承包人交付的建设工程应符合合同约定的交付条件及相关工程验收标准。法院认为，工程实际存在明显的质量问题，承包人以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等主张工程质量合格的，不予支持。在双方当事人已失去合作信任的情况下，为解决双方矛盾，人民法院可以判决由发包人自行委托第三方参

本案中《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案涉工程补充协议》均无效，法院认为：双方均认可实际履行的是《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施工补充协议》第四条约定“其他未涉及部分仍执行主合同（即《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同时，在工程实践中，由于工程建设周期长、投入大等特点，工程进度款是为了保证工程顺利施工而支付的款项，且本案工程进度款累计审定的应付款数额并未超过中标价。不能以工程进度款的支付认定双方对合同约定的工程款计价

本案中叶某等人无建筑工程施工资质，并与总承包单位口头约定了分包合同。法院认为：总承包单位与叶某等人之间的口头分包合同应认定为无效合同。合同无效，双方关于管理费的约定也应当认定为无效条款。但是，由于总承包单位是案涉工程的总承包人，承担了案涉工程的组织、管理等工作，此类工作也已经物化入案涉工程之中。因此，从不当得利返还的角度看，总承包单位要求扣除相应的管理费，应予支持。考虑到建设工程的实践，本院酌定按